卡列宁的微笑--伟大的进军

红旗下的和与战——浅析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

关键词： 毛泽东时代    外交                                          

    红旗下的和与战

——浅析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

    内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阅读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现当代史论著中有关外交部分的阅读总结。之所以选择毛泽东时代的外交为主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历史材料的披露现在已经比较多，而作者又恰巧读了一些相关的书；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既具有特殊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当代中国的特点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和研究，总结经验与教训。本文将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毛泽东个人性格特点对外交的影响等几方面，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作简要、粗浅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间是由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领导核心的时期，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这个时期中国的历史呈现比较显著的特点，比如毛泽东个人在中共领导层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内的经济建设不断被各种政治运动打断等等。中国国内的这些特点必然影响到对外交事务的处理，因此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色。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如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中苏分裂、中印边境冲突、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特点作简要的分析。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相激荡

　　

　　国际政治研究中有两个学派，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当今的学者多数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比较强，因此考察国家关系多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角度着眼。然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恰恰具有一些特殊性。比如，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通过革命上台的先锋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国家尊崇的信条，统领对内对外的一切工作。同时政治运行充满个人专断色彩，政治领袖激进的主张很容易贯彻到国家的各种政策之中。而政治领袖的判断不受监督和制约，不可避免地先党而后国，即首先是建立在其政党利益的基础上，并且必定是从其意识形态的逻辑出发。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有一些独有的特点，比如国内政治运动不断、极左思潮泛滥，政治领袖发动的运动经过下层干部和群众的发酵，反过来对政治领袖的决策造成压力。这些原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完全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

　　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在中苏分裂这个事件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中苏分裂前夕，实际上是中苏关系较好的时期。斯大林去世后，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巩固他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争取中国党的同情和友谊方面下了很大功夫。1954年赫鲁晓夫刚上台不久就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为了显示与斯大林的不同，他不仅准备签署正式移交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协议，[1]而且决心把斯大林在世时签署的，但大部分尚未付诸实施的经济建设援助协定扩大并落实下去。这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再增建15个工业企业并为前已签署的协定中规定的141项企业扩大提供设备的范围；追加提供总价值为4亿多卢布的设备等。[2]1957年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将帮助中国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将交付给中国两个连的岸对地导弹，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将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等。[3]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四十年国庆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受到了赫鲁晓夫特殊规格的礼遇。比如，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都安排到列宁山等处下榻，唯独毛泽东住进克里姆林宫，而且住在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每天早上赫鲁晓夫都要前来“请安”，并且迎来送往，与毛几乎形影不离。[4]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发言，只有毛泽东坐在座位上即席发言。[5]

　　这个时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良好的基础，且两国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共同的战略利益、共同的战略对手（美国）。如果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理性的分析，两国当然应该尽力保持良好的战略同盟关系，即使彼此有所分歧也应该设法化解。难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显示，当时美国对中苏关系的估计是“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6]

　　然而，事实上，中苏两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导致同盟关系破裂，直至兵戎相见。中苏分裂固然有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炮击金门、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等一系列事件成为导火索，但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之后中苏两国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上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深感苏联人民经过斯大林时代惨烈的“大清洗”和计划经济下长期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已经不能再忍受战争和动荡，开始谋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论，主张缓和国际形势、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崇尚暴力与战争。虽然苏共的这一主张曾经影响了中共八大的政治结论，但在毛泽东的内心却始终认为，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暴力和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本质所在，他自己所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经验、是大多数国家人民革命的必行之路。此外，他希望通过制造国际紧张形势“激发人民的斗志”、巩固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他明确说：“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他批评苏联党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7]按照沈志华教授的分析，就是：从根本上讲，那时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完全不同，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是根本对立的。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8]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充分显示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点：国家之间关系良好时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掩盖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当国家关系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因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当然这也是当时中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特点之一。

　　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还体现在援助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即对所谓“输出革命”的态度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甚至不计后果。就是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参加朝鲜战争费用的两倍还多。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百姓生活受影响也无所顾忌。[9]毛泽东时代对“输出革命”的热衷，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不是只讲意识形态、不讲国家利益呢？当然不是。毕竟，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对外关系的常态。毛泽东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在很多时候也很重视维护国家利益。1950年毛第一次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谈判时，坚持苏联必须向中国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就是一个例子。70年代初中苏交恶之后，积极寻求中美关系解冻也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这在下文还将提到。跟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即使是考虑国家利益，有时仍然要加上意识形态的包装。比如毛泽东要求斯大林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时，理由就是中苏两党的“兄弟党”关系和国际主义的原则。[10]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口号下，有时也隐藏着国家利益的争夺。比如，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虽然同样以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等为口号，但是中国在与大小不同、实力不同的国家相处时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这当然与政治领袖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夺领导权有关，但也隐含着国家战略地位的考虑。笔者无法精确判断意识形态因素和国家利益因素在毛时代的中国外交决策中分别有多大影响。但是，很明显，毛时代的中国外交与那个时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一样，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而显示出较多的非理性特点。

　　

　　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密切关联

　　

　　任何国家的外交事务都是和国内政治相关的。有时国内政治的需要会影响到外交事务的处理，有时国际关系又会影响到国内政治的局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国内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外交和内政的相互影响格外明显。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苏联的关系是外交与内政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

　　1958年达到高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提出时就是和苏联有关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看到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资历、理论水平等各方面都比自己差，希望自己能取代苏联领导人的地位，成为国际共运的最高统帅。但无奈中国经济水平不如苏联，成为致命的弱项。1957年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就对中国与苏联相比在经济上的弱势念念不忘。11月14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公开发言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1]

　　因此，毛泽东决心通过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与苏联一争高下，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得知赫鲁晓夫有15年赶上美国的想法之后，当即表示，中国可以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还在莫斯科期间，他就审定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高潮。12月2日，毛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大会上宣布了毛提出的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1958年1月，毛进一步明确提出著名的“不断革命”的主张，强调要在夺取政权、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思想政治改造之后，要再进行一场经济和技术革命。在毛泽东的狂热鼓舞下，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热潮。1月底还说“以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3月底就变成“在比15年更短一些的时间超过英国”。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断言“我们十三年抵苏联四十年，完全可能”。5月1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并认为“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9月初，毛已主张“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他并且提出以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2]

　　在全国上下“放卫星”、造“奇迹”的假象蒙蔽下，毛泽东逐渐相信中国即将赶在苏联之间到达共产主义。他说“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的快”。11月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中国比苏联发展快的原因是中国比苏联制度优越，苏联等级制度根深蒂固，而中国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走群众路线，政治上比苏联强。“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面，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了，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13]

　　1959年，毛泽东发动的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显现出很多弊端，地方官员的浮夸、造假导致的经济困难开始暴露，毛泽东本人也已经多少感觉到这一点。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是毛泽东具体实践他的超越苏联经验、抢先走向共产主义的形式和方法，他对此投入最大的热情，决不允许别人去否定。因此，他希望通过细微的调整挽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从庐山会议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指示来看，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批评浮夸、冒进和平均主义做法的。[14]但是，后来庐山会议突然转向，成为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反击右倾思想的会议。这次会议导致大跃进被恢复，也导致毛泽东的个人专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这当然是因为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头向毛泽东上书、指责大跃进具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同时也与苏联对大跃进的评价有关。

　　苏联方面对中国的大跃进开始是持积极称赞态度的。包括对于人民公社，虽然基于苏联早年的经验有所怀疑，但没有公开表示过不同态度。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苏联的沉默，认为沉默表示不赞成，因此还指示中共中央联络部要求苏联积极评价中国的人民公社。[15]后来因为中国的做法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逐渐引起一种盲目效仿的情绪，赫鲁晓夫已经不能不对中国的做法发表看法。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 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在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16]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 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关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但《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17]

　　此时的毛泽东，正被彭德怀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万言书”）所激怒，又刚刚看到几份国内外群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负面评价的材料。7月28日，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8]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把赫鲁晓夫看作是国内外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因此，毛一方面展开了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的反击，另一方面下定决心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

　　中苏之间围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发生的冲突，是内政和外交相互影响的典型事例：一方面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正统性和领导权上的争夺促使毛泽东在中国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关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的分歧又使得两国关系恶化、成为同盟分裂的导火索。同时，这个事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国家之间并不遵循一般的竞争、妥协、合作的关系，而更加重视意识形态上的正确与错误、组织形式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苏关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并以这种影响来解释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他们认为，毛泽东因为上文所述的原因决心向苏联挑战、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然而，大跃进失败了，并且导致经济上非常严重的后果。毛担心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罪行一样去清算他的错误，因而发动文革，打倒了最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的刘少奇（这就是毛泽东文革中经常强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含义）。然后，为了防止有人否定文革，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又犯了另一个错误，形成恶性循环。而最初的根源即是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而发动大跃进。[19]从这个角度看，中苏关系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的认识。

　　另一个例子是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由于正处于文革时期，不可避免受到文革的影响。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负责具体工作的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汇报这一问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借助毛泽东的权威，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20]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派的领导人江青等人借此机会想方设法挑周恩来的毛病，同时毛泽东也对周发生了怀疑，导致周恩来在1972年11月到12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被指控“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最终周不得不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评。[21]

　　从以上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与国内政治形势的联系十分密切。外交事务的处理往往因国内政治斗争而偏离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影响国内政局的发展。当然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以意识形态统领一切工作，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的处理遵循同样的意识形态理念，而不是各自的专业原则；加上决策过程的主观随意性，所以两者的相互影响比西方国家要容易得多。

　　

　　领袖性格对外交决策的强烈影响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政治领袖的性格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甚巨。在西方国家，政治领袖对国家利益和和国家安全的判断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基于各个方面的相关报告和意见综合而成，并且直接受到包括议会及相关监督机构的监督；领袖的个人意志即使能起到重大作用，也是有限度、有制约的，并且必须要考虑一旦错误判断导致错误决策，个人及其政党不仅会下台，而且可能有从此一蹶不振的代价问题。而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普遍的党国体制和领袖专断，领袖个人的判断和意志往往是决定一切、不受监督，更不用担心因为自身的错误而受到惩罚的问题。因此，领袖的个人性格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相当显著。当时的中国外交也不例外，在很多方面受到毛泽东个人性格的强烈影响。

　　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个性非常突出的人。毛的性格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早在中共创党早期，毛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2]20世纪20年代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23]在一些中共文件中，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甚至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认为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成“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24]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与他的经历有关。据毛泽东自己回忆，他10岁读小学时，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流浪了三天”。到13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有一次与父亲争吵后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说如果他父亲再走进一步，他就跳进水里。[25]一个13岁的孩子，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且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毛在很小时就有远大抱负，从小聪明过人、学业出色，但早年经历颇多不顺。上学时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学历仅及中专而没有上过大学、由于热心国内政治运动而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期间北大学生不愿与他交往、在中共创党早期受到“共产国际派”的歧视和打击、受到共产国际的怀疑等等，这些经历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感到压抑，使他进一步形成争强好胜、高度敏感的性格。

　　毛的这种性格体现在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坚持立场、绝不轻易让步。这种行事风格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比如前面提到毛在强硬的斯大林面前力主苏联向中国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有时也带来了反应过激的问题。比如在中苏分裂过程中著名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在外交上过于冲动的问题。

　　实际上，1958年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虽然协商过程中苏联显示了一厢情愿、不考虑他国想法的大国心态，但应该说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并且，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还有商量的余地，中方如果不同意完全可以放弃。因此，毛泽东实际上也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但毛泽东为此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亲自来到北京向毛解释说明。这件事最后以苏联和赫鲁晓夫的让步而结束，但是也给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26]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的领导人，有比较强的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本应该理性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完全不必要因放任自己的情绪而使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受到严重伤害。显然，毛对这件事的反应有不妥之处。

　　众所周知，毛泽东争强好胜的品性衍生出另一个方面，就是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性格。这在需要坚强意志的国际交往中当然是可贵的，但有时候也失之草率，使国家安全面临巨大的威胁。毛在1957年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曾经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表示他不怕核战争：“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27]这段话使得当时的与会者十分震惊。当然，毛的讲话只是“极而言之”，他并不一定希望自己讲的话成为现实。但毛主政的几十年中，中国确曾数次经受核战争的威胁。1953年的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毛泽东指示志愿军采取“边谈边打”的策略，不断向美军发起进攻，使得美国怀疑中国人谈判的诚意。7月23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28]当然，由于7月28日两国正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核战争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后，台湾报纸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29]但由于苏联警告，美国不敢深度介入台海危机。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中，苏联部分领导人也曾经主张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30]但由于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与美国缓和关系，苏联也不敢贸然行动。毛泽东时代中国几次在核战争边缘安全地滑过。但是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这些事件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形成严重事态的危险性。

　　但应该看到，毛泽东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顾一切、冲劲十足，他也有犹豫的时候。比如，在朝鲜战争开战后，关于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中共中央曾写了两封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完全相反，第一封电报说中国决定参战，但没有发出；第二封说中国决定不参战。[31]这两封电报充分显示了毛和他的同事对于是否参战的问题矛盾、犹豫的心情。在面对重大决策时，谨慎从事是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毛泽东的性格还有另一方面，即遇到困境时并不顽固坚持，也有掉头转弯的灵活性。正如他在军事上主张游击战、迂回前进、大踏步进退一样，在外交上遇到挫败和孤立时也表现出大开大阖的气度。70年代中美关系的解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美两国从最初寻求接触到谈判、尼克松访华，中方的一切行动都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进行，充分显示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当然也显示了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工作能力。[32]

　　总之，毛泽东时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毛泽东本人在中共内部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毛的性格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外交的风格。这些影响有的是正面的，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但由于毛本人的情绪化，有时也使得外交决策偏离了国家利益的需要。

　　

　　本文以上各部分分别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外交和内政的关系、领袖性格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方面讨论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非常复杂，仅仅外交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维度，本文仅代表笔者粗浅的看法，不可能全面。

　　笔者认为，对于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特点的梳理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天的对外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毛泽东时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创时期，共和国的外交从无到有，创建了许多今天仍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惯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上文所述，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也存在着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大多与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有关。在今天的外交事务中注意借鉴当年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中国的外交事务走向专业、理性决策，向更加契合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现代外交发展。

　　

注释：

[1]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港和中长铁路驻军。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经过艰苦谈判，苏联终于同意把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移交中国，条件是“对日和约签订，但不迟于1952年末”。后来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正式移交的程序有所拖延。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21~327页。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58页。

[3] 同上，466页。

[4] 同上，466页。

[5] 同上，472页。

[6] 沈志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分析（1958-1959年）》，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146.htm。

[7]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10页。

[8] 沈志华：《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167.htm，原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

[9]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01页。

[10] 同上，602页。

[11]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68页。

[12] 同上，492~494页。

[13] 同上，494~495页。

[14]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74~275页。

[15]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95页。

[16] 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094_3.htm，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17] 同上。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10页。

[18] 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094_3.htm，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19]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http://www.lsfyw.net/Article/Class45/Class47/200508/3893_2.html。

[2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八章8.2。

[21] 同上，第八章8.7。

[2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1~13页。

[2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0页、30~40页。

[24]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93页。

[25] 同上，593页。

[26]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093.htm，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74页。

[28] 沈志华：《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82页。

[29] 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096.htm。

[3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66页。

[31]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22~237页。

[3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八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期末论文

2006-5-16

【作者: 卡列宁的微笑】【访问统计:】【2006年06月1日 星期四 17:18】【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