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的微笑

温铁军北大三农问题讲座的要点及评论

关键词： 温铁军    三农    农民    农业    农村                                          

　　12月10日晚，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在北大理科2号楼2129室作了一次讲座，话题是新农村建设。讲座是由北大乡土中国学会和北大研究生骨干学校组织的。

　　温铁军先生以他十几年来坚持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而闻名，是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三农问题专家。出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我和whisper、gargoyle两位大哥、数学院03级的学弟邦比快跑、我在北大的同学stripper以及另一位我在中科院的同学一起去听了这次讲座。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在师生缘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也对讲座的内容作了一些讨论。现在我凭记忆将温先生讲座的内容、我自己的感想和我们讨论中提出的部分观点整理如下。由于当时因故没有记笔记，而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且我对经济学了解甚少，所以一定有很多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温先生的讲座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温先生提出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农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而八十年代并没有这个问题。他分析说，八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增加，对经济整体的高速增长贡献很大，形成了一个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而在这期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获得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条件。到九十年代，乡镇企业没有了，农民只好到城市打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乡镇企业为什么消失了呢？温先生认为是因为政府管理部门增加、法律增加（他用了“法律大跃进”这个说法），使得乡镇企业负担加重，无法生存下去。同时，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变成城市用地，土地也在流出农村。资金也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的。综合这些现象，他得出一个结论：九十年代三农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个
要素都在从农村流出。

　　我认为温先生的结论总地来说是对的，既然三要素都从农村流出，三农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但是，温先生在阐述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似乎把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不复存在作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把在城镇中重建乡镇企业看作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这是与一般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的。这表明，他的结论虽然笼统地看没有问题，但还需要具体的分析。

　　在具体分析他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事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产业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经济的各种要素本来就是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的。如果一个要素从某个产业流出，只要它变成另一种要素流入该产业，就不会对这个产业造成损害。因此，如果所有的要素都从一个产业流出，那显然是对这个产业有害的；但如果只是某一种或者某几种要素从一个产业流出，则未必有害。

　　明确了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逐个分析温先生提到的农业三要素。

　　首先是土地。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城市化加快，在土地大量由农业用地转向非农用地过程中，出现了很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农村耕地被占规模过大，被征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很少，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剥夺，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引起了许多社会冲突（广东汕尾的农村群体事件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这是跟我国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和农地转让制度有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晖、周其仁等学者曾经提出严格管制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变、土地合理定价、明确农民的农地转让权等政策建议[1]，总之是通过加强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保障农地收益不受侵犯。温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他言谈中似乎颇有一些把农地流失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城市化的倾向。

　　然后是劳动力。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是伴随着90年代农民工进城的热潮而发生的。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由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转变为90年代“离土离乡”的进城打工，原因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温先生所说的政府管理部门和“法律大跃进”给乡镇企业带来的负担，而是由于市场大环境发生了变化。90年代市场供给全面大于需求，生产能力普遍过剩，80年代中后期那种短缺经济的条件一去不复返。在80年代的短缺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的产品可以得到很好的销售，而在90年代生产过剩的条件下，产品质量不好、技术差、能源消耗大的乡镇企业大量破产、负债严重，成为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之一。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是由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条件已经丧失两个因素决定的。

　　最后是资金。温先生说资金也是从农村流出的，但他没有给出原因的分析，也没有给出统计数据。在公平的市场条件下，土地、劳动力的外流将变成资金流回农村，无论是以被征土地的补偿形式还是以农民工剩余收入寄回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资金也在外流呢？我想不太可能是因为农民喜欢在城市里投资，而是因为市场环境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土地转让制度的不公平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总之，我已经习惯了从市场角度考虑问题，能用市场方式解决的问题优先在市场中解决。因此，对于农业经济三要素都从农村流出的问题，我认为解决方式应该是在城乡之间建立统一、公平的大市场，使得土地、劳动力得到合理的定价，土地、劳动力的外流变成资金流回农村。在我看来，三要素的流出并不是一个真问题，或者说只是现象，市场中的不公平因素才是真正的问题。当然，问题的解决要考虑很多政策因素，进行系统化的改革。而温先生言谈中似乎透露出对市场作用的严重怀疑，因此并不追求更加公平的市场，而是要防止三要素的任何外流。所以他把问题归结为乡镇企业被政府管理部门和“法律大跃进”消灭、归结为城市化。这是我跟温铁军先生在这一部分看法的分歧所在。
　　

　　第二部分，温先生首先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不能用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三农问题。他说他的观点经常以“反改革”的名义受到批评，但实际上是触动到在以往的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然后，他说那种主张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城市化，“解决农民问题只有靠消灭农民”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朝鲜的例子、墨西哥的例子、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例子来说明城市化并不能成功解决三农问题。他还讲了很多城市化的问题，比如资源消耗量大等等。因此，温先生这一部分的观点按我的理解就是：不要把城市化等同于“改革”，不要认为反对城市化就是“反改革”，同时他认为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我们在讲座结束后的讨论中普遍认为，温先生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有问题的。虽然他举这几个例子都是用来说明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但这几个例子情况差别很大。墨西哥的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只能稍微分析一下朝鲜和日本、美国两个例子。

　　温先生说，他在朝鲜访问时发现，朝鲜在8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我国在20世纪末甚至21世纪初的发展目标：城市化率达到70%，人均GDP达到890多美元，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但是在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经互会体系瓦解，朝鲜由于缺少能源而导致农业体系完全停摆，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从这个例子中，温先生总结出过早的城市化是不合适的。他还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和学者都劝朝鲜借鉴中国经验实行大包干，但是即使朝鲜真的实行大包干，占人口30%的农民能够养活占人口70%的城市居民吗？

　　我认为温先生举的这个例子是很特殊的情况。按照温先生所说，朝鲜的饥荒与其说是过早城市化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政治因素突然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极端恶化。这个例子中，农业受政治因素影响太大，已经远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假设朝鲜仍然处在正常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可以顺利得到能源供应，那么它的农业仍然可以正常运转，不存在过早城市化的问题。而对于温先生30%的农民能否养活70%的城市居民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反问：在美国同样高度城市化，也是少量农民养活大量城市居民，为什么朝鲜不能，美国就可以？

　　温先生还说，他在美国讲学时就向听众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的农业是否成功。他的根据是：如果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是成功的，为什么他们的政府仍然要给农民高额的补贴？这说明，发达国家的农业也是不成功的，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一定不能照搬他们走过的靠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

　　但是我们认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农业补贴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农业不成功，而是有别的原因。首先，农业补贴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其实是农业资本家或农业工人）的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我曾经在历史系一次关于农民、农业与现代化的研讨会上听历史系的王新生教授讲过，日本农业的高补贴政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农会是执政的自民党的主要票源之一。[2]所以，发达国家农业的高补贴恰恰是农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有畅通的渠道争取自己利益的表现。其次，农业补贴也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高，农业生产已经很不经济，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农产品应该完全靠进口。但是考虑到战争等特殊情况，粮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宁愿给农民高补贴也要维持部分农业的存在。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农业问题解决得不成功。这个例子也很难证明发达国家用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是错误的。

　　温先生说三农问题不能以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但是听完他举的这几个例子，何尝不是从意识形态化的反对城市化观点出发，而对具体事例缺乏具体分析呢？如果说简单地强调城市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观点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否定城市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我们还没有从温先生的阐述中看到充分的理由。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想，就像上面提到的，我已经习惯于从市场角度考虑问题，希望把市场能解决的问题都交给市场。这种习惯在温先生看来，不知道是否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想法。
　　

　　第三个部分，温先生进入了讲座的主题，就是“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的重要内容，被认为是中共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重大举措。温先生围绕新农村建设进行了三方面的解读：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新农村建设的措施，新农村建设的困难。

　　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温先生从宏观经济角度作了分析，指出新农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在城市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多少增长空间的情况下有效拉动内需，重现上世纪80年代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

　　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措施，温先生强调了中共中央加大投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同时他再度指出，用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是行不通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加强小城镇建设，就近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的机会。

　　最后他还讲到新农村建设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中央很早就已经做出加大农业投入的决定；只是因为基层政府部门层层截流，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拨款不能真正应用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在以后的新农村建设中仍然可能存在并成为一个障碍。

　　我注意到，在阐述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时，温先生引用了林毅夫的观点。他说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在1999年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这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希望我们能接受林教授的观点。我上过林毅夫的课，了解新农村建设最初确实是林毅夫的政策建议。但是林毅夫的理论与温铁军先生的论述有一点差别，就是林并不反对城市化。林毅夫提出新农村建设，当然也是旨在实现农村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然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城市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提供销路，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条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又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可以看出，林毅夫并不反对温先生所忧虑的农村劳动力外流。[3]

　　同时我也感到困惑，温先生提倡的小城镇建设应该也是城市化的一部份，至少也是一个步骤吧。

　　另外，我们感觉到温先生有一个倾向，他不喜欢人家说“制度问题”，而喜欢把问题个别化。比如，他在谈到中国的官僚制度让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不容易贯彻下去时，也讲到层层政府机构对农民管得太多，各种“出于善意”的对农民的要求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中央的拨款却被截留。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体制之弊，反而认为这是“现代化的上层建筑强加到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政府权力太大、管得太多、对农民层层盘剥，这是“现代化的上层建筑”吗？中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不都有过这种现象吗？如果说这就是现代化的上层建筑，恐怕中国早在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前就实现现代化了吧。
　　

　　在结束了讲座的三个主要部分之后，温先生介绍了他在农村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温铁军先生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包括妇女学习组、文艺队等社会组织，生产合作社以及生态农业实验等部分。根据温先生的介绍，他的实验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按照温先生的说法，他创办农村的社会性组织是为了抢占农村基层政权弱化留下的空白，防止宗教势力、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等进入。我觉得，宗教、家族等势力倒是未必那么可怕，但温先生创办的这些社会性组织可以作为公民团体或者社区建设的范例起到良好的作用。他所发起的生产合作社并不组织集体生产，而是主要进行集体购销，同时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在这两点上他是明智的，没有重蹈50年代人民公社的覆辙。按照林毅夫的研究，在中国的条件下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比大规模合作社要高，并且正是由于取消退社自由使得50年代的人民公社酿成大饥荒的悲剧。[4]生态农业也是有益的尝试，不过他们的实验能否推广还是问题。听讲座时坐在我旁边的同学stripper告诉我，他父亲的家乡早在文革末期就做过类似的尝试，但因为资金投入不够遭到失败。在目前中国农业仍然是低投入、低剩余的情况下，不知道他们的生态农业实验是否有推广价值。

　　
　　听完温铁军先生的讲座，我们总的感觉是他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掌握了很多农村的第一手材料，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不知道是讲座的时间限制让他的论述不能展开，还是他的理论研究本身的问题，他对三农问题的解释很多方面都不能让我们信服，缺乏逻辑的力量。不管怎样，三农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做扎扎实实的调查工作，在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因此，温先生十几年来进行的工作还是值得效仿的。
　　

　　注释：
　　[1] 参见秦晖：《土地·公平·效率》，收入秦晖：《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周其仁：《农地转让权与征地制度》，载《书城》2004年5月号。

　　[2] 参见徐旺生：《“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民：理论热点与国际经验”研讨会综述》，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xws/xws17.htm。

　　[3] 林毅夫：《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1999029，http://jlin.ccer.edu.cn/article/downloca.ASP?id=57&url=1。

　　[4] 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以及《中国农业家庭的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收入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 卡列宁的微笑】【访问统计:】【2005年12月13日 星期二 14:17】【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