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的微笑--伟大的进军

　　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最低级的错误是拍成一个杀人、强奸的大展览，因为作为文艺作品，我们显然要求它不仅仅是直接模拟琐碎的现实，而应该有更多的价值。以前出现的同类题材作品，有不少都不同程度地犯过上述错误。陆川导演当然不至于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然而他应该做的只做了一半。由于编剧存在的问题，影片最终并没有能清晰地描述人们面对大屠杀这么严重的变故怎样想、有什么反应、心理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因此，《南京！南京！》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总体来说不能让我满意。
　　
　　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一个最引人深思的问题，就是那些日本士兵——很多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是怎样变杀人机器的？是什么让他们丧失了人性？从《南京！南京！》的开头部分来看，陆川导演似乎有意要分析这个问题。影片开头部分安排了一场激烈的巷战，以刘烨饰演的角色为首的中国军队残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也让日军的一个小分队损失惨重。当然，这可以理解为导演用战争场面形成一个有冲击力的视觉段落，让影片更能满足市场的要求。不过，我更愿意认为导演希望借助这个情节来回答上述问题：进入南京的日本占领军仅有5万人，他们要统治有六、七十万人口的城市，其中还有可能将近10万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这里面很多人可能成为占领军潜在的敌人，所以日军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再加上日军在淞沪会战经过很长时间的激烈战斗才占领上海，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日军曾计划在3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日本人积累了很多怒气想要发泄；恐惧加上愤怒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使得那些军人丧失了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换句话说，正是战争本身让日本士兵变成了杀人狂。这是一种很合理的解释。当然，影片开头这段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是，唐生智接蒋介石命令放弃南京后，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混乱状态，完全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不过，文艺作品并不一定要精确地契合史实，更重要的是激发更多的思考和研究。从这一点来说，影片尝试解析日本军人的心态是值得肯定的。有人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这部电影不应该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视点讲述故事。我认为这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有可能为影片创造成功的条件，因为只有以日本士兵的视点才能分析和回答本段开头提到的那个重要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部分，影片并没有强调角川对杀人这件事的态度有什么变化。这样一来，开头的那段战争戏顿时失去了动机和落脚点，从而仅仅是一个有冲击力的视觉片段而已。对照电视剧《士兵突击》，主角适应杀人的过程处理得很有戏剧性，对观众很有说服力。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把人物放在一个充满杀戮的环境中，却没有处理人究竟如何适应杀人这个问题，这是很让我觉得惋惜的。
　　
　　就这样，影片的第一个段落结束，接下来的这段故事开始以唐先生为主要人物。唐先生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秘书，唐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竭尽全力且不择手段，不惜与日军合作而间接出卖安全区的难民。但是段故事的最后他把离开南京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而自己从容赴死。这个人物形象是比较丰满的，因有缺陷而显得可信，因有反差、有变化而可以吸引观众的认同。但是即使是这一段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不紧凑，仍然有一些段落像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没有叙事动机的杀人、强奸展览。更重要的是，作为主要线索的角川相关的情节几乎停滞下来，使得整部影片缺乏整体感。只是在这一段后面的部分，角川爱上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军妓，然而这个情节在这里还很难看出来有什么意义。当然，可以认为角川在一个充满杀戮的环境中感到内心空虚，因而很容易在中找到了慰藉，就如同《色•戒》中的易先生一样。但是，因为前面并没有细致地刻画角川内心的虚无感，因此在这里观众对这段战争中的爱情很难有强烈的认同感。
　　
　　影片最后一段故事的视点又回到角川身上。这一段里，导演终于让我们看到角川心理的变化，他在日军的占领南京庆祝仪式上终于崩溃。之后他放走了两个几乎被杀的中国人，然后举枪自杀。角川的悔悟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都知道以东史郎为代表的一些日军老兵在战后的忏悔。即使多数忏悔的日军老兵是在战后才完成心理转变，电影把这个过程提前到战争中，也是合理的创造性虚构。并且，张纯如的《南京暴行》中也记述了一个事例：一位中国女孩被掠去做慰安妇后病重，这时她遇到一名会说中国话的和气的日本军官放了她并用汽车把她送回南京城内，这名日本军官与角川有相似之处。不过在电影中角川的心理变化来得太晚，我想观众可能已经因为视点变来变去而无所适从，或者因为情节缺乏进展而不耐烦了吧。另外，引起角川心理变化的诱因也显得过于迂回。角川的悔悟似乎是这样发生的：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军妓，因此不能再忍受他的同侪对中国女性施暴，从而不能再容忍日军的整个暴行。这个诱因逻辑比较复杂，如果不加以特别解释，恐怕对观众说服力并不是很强。
　　
　　说到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我们可以对照陆川导演以前的作品《寻枪》，那部电影通过花样繁多的视听手段把人物的焦虑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故事发生在非常极端的情境下，本来也有可能展示人物内心的剧烈冲突，结果却是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人物心理刻画模糊不清或者平淡无奇，实在是可惜。
　　
　　《南京！南京！》这部电影视点在日军士兵、中国战俘和唐先生之间跳来跳去，使得观众不容易建立起稳定的认同，是剧情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陆川导演的叙事野心过大，希望对南京大屠杀整个事件做全景式的展示，因此在故事中设置了太多线索，超出了他自己的掌控能力。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这样安排恰恰是一种比较保守和安全的策略。导演为了突破性地解析日本士兵的心理，因此设置了角川这条贯穿全片的线索。但是试想假如整部影片围绕这条线索更加紧凑、集中，那么前文提到的那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指责就会更加强烈，甚至可能导演自己内心也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作为一种妥协，他把故事向多个不同的线索、不同的视点分散，并间或插入一些缺乏叙事动机的杀人、强奸展览，使得影片更符合某些观众的预期。如果可以这么解释的话，也就是说，导演曾经试图通过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极端的题材发掘人性深处的黑暗和光明，可是这最终成了一次半途而废的尝试。

 

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女士主张，公立学校在生物课上如果要讲授进化论，那么必须同时讲授关于上帝创造人的“创世论”或者“智慧设计论”。无独有偶，今年在美国上映了一部纪录片《智慧设计论禁令》（Expelled: No Intelligence Allowed），是由前白宫演讲稿撰稿人、专栏作家本·斯坦制作的，影片讲述主流科学界如何排挤、打压主张智慧设计论的人以及怎样顽固地坚持进化论。这部影片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些事件都让我们了解到，在主流科学界早已成为共识的进化论，居然直到今天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受到挑战。

这种挑战并非从最近才开始。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斯科普斯案”和“麦克里恩案”就与进化论有关。因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我开始读《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现实社会中的科学划界》。这本书是中山大学出版社的“科学哲学论丛”的其中一本，它讲述了整个20世纪围绕基督教创世论和进化论产生的思想争论、司法诉讼以及社会反应，描述了科学界、法律界、媒体和普通民众在其中的表现，并且通过分析这段历史来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性的科学划界标准。

从书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争论并不是一个某一方占压倒优势的、容易产生结果的竞争，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这跟我们在传统教育中得到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早期的创世论者直接利用公众的宗教情感，诉求进化论威胁美国民众的基督教信仰，以此激起公众对进化论的不满，从而试图在公立学校禁止讲授进化论。但是随着科学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上述诉求已经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创世论者开始使用新的策略。从70年代开始，创世论者不再从危害宗教信仰的角度抨击进化论，转而以“创世科学”的名义反对进化论。这个时期的创世论者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拥有正规大学甚至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或教授头衔。他们一方面主张创世科学是一种科学理论，至少与进化论具有相同的科学地位；另一方面批评进化论的研究方法不符合传统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认为进化论其实是一种名为“世俗人道主义”的新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不再要求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而是要求创世论和进化论得到平等的对待。

显然，后期创世论者的主张更有杀伤力。因为一方面，进化论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论确实与人们熟悉的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传统经验科学有所差别，进化论研究的是不可重现、难以实验的对象。另一方面，创世论者以创世科学家的名义出现，他们的学历、形象和活动方式很容易让公众认为他们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认为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争论只是科学家群体内部的争论。

于是整个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创世科学是不是一种科学？进化论是不是一种宗教？这是两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的科学划界问题本身就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科学哲学史上曾有很多学者提出科学划界的标准，最著名的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标准。这些学者都试图找到一个纯粹理性的标准，准确地概括科学与其他观念形态的差别。但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科学并不像人们原来想的那样客观中立，科学理论中充满着意识形态预设，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是不精确不客观的，科学很难跟其他的观念严格区分开来。而前人所提出的种种划界标准几乎都能够找到明显的反例。因此，近年来很多科学哲学学者主张取消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认为科学划界问题是个伪问题。

但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中很多地方确实需要搞清楚科学是什么。比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确定学校的科学教育怎样实行，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怎样分配等等。这些实际问题都需要人们对科学的性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困难和实际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的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哲学界应该放弃寻找一个纯粹理性的、精确严格的科学划界标准，代之以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相对具有合理性的划界标准。我认为作者的这种思路的确是有意义的，但是还不够明确。我认为科学划界的问题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分别加以解决。

首先，科学哲学的学者们从理性角度寻求一个严格的、普适的科学划界标准的努力是不应该放弃的。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我们永远要警惕相对主义的危险性。胡塞尔在批评感觉主义的时候已经指出了相对主义的悖谬所在：如果“不存在绝对真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这句话本身又如何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从理性角度追问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到底有没有清晰的界线、界线应该划在哪里，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许多与科学划界有关的问题不能等待科学哲学家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何况最终的答案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需要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给出一些科学应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大致合理即可。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科学虽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不妨借鉴一下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学派的思路。社群主义认为，既然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普世价值，那么不妨把社群的共识作为处理政治问题的道德原则。同样，在科学划界的问题上，既然很难找到一个在现实中适用的严格的划界标准，那么我们不妨研究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科学的性质有怎样的认知，在充分辩论后是否能找到一些大部分人都接受的共识，以此作为处理科学相关的公共政策的依据。当然，并不是公众对于科学的任何看法都要不加区别地同等对待。正如社群主义认为社群的优良传统需要由社群中的精英加以阐发，在科学划界的问题上，专业科学家群体的意见也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他们毕竟对于科学研究的细节有更直接的了解。

总之，创世论和进化论的竞争是研究科学划界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现实样本。进化论由于直接与《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记载相关而被推到科学的边界处，成为科学与宗教互动的最前沿。不过，进化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且不说日心说的提出对当时宗教思想的冲击，就是重力的发现，也暗示着“上帝对物体下落没有直接的控制”。我们应该相信，将来仍然可能出现很多现实中的例子，让我们必须思考怎样看待科学、怎样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科学从来都不只是在象牙塔中孤独地生长，今后它也必将继续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更清晰的定位。

四川大地震3天之后的5月15日，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台湾红十字会总会派遣一支22人的地震救援队进入四川灾区，协助进行救援工作。这支救援队 由具有“9·21”大地震救援经验的前台北市副市长欧晋德担任领队。（《南方周末》5月22日有详细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台湾首次直接队参加中国 大陆的救灾活动。这支救援队的到来，当然最大的意义在于利用他们专业的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大陆提高抗震救灾行动的效率。但还有一个附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的，那就是这可能代表着一个开端——中国大陆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引入台湾的力量参与到大陆的各种事务中，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增强台湾民间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中国 的认同感。

关于民族认同，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用一个概念“朝圣之旅”来解释这种认同感产生的原因。在民族产生 之前，很多宗教就有朝圣的习俗，即世界各地的教徒都要到一个作为宗教中心的城市（圣城）旅行。这种仪式化的旅程为教徒们提供了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创造了神 圣的意义，成为宗教共同体维持认同感的重要方式。18世纪，当民族主义在美洲新大陆产生时，一种世俗化的“朝圣”成为民族认同产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行政 官员的升迁过程。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移民只能在美洲殖民地内部担任官员，而不能升迁到宗主国去任职。这种被束缚的“朝圣之旅”使得欧裔美洲移民把他们 所在的殖民地行政区域想象成一个共同体、一个民族，同时割断了他们对于欧洲母国的民族认同。“朝圣之旅”这个概念在二战以后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中也 起到重要作用。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具体分析的“朝圣之旅”，主要包括行政官员的升迁和教育系统中学生的升学两种历程。“朝圣之旅”的概念强调的是共同的 经历和体验，因为正是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催生了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塑造了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想象。

以“朝圣之旅”的概念来分析台湾的状况，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台独”主张逐渐兴起背后的原因。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 起，台湾和大陆就开始了政治上的隔离。不过，在五十年的日据时期，台湾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士与大陆还存在着一些联系，正如国民党所极力宣传的孙中山与蒋渭水 的关系。但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之后，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台湾和大陆的联系相应地彻底隔绝开来。我们 就以《想象的共同体》中重点分析的官员升迁和学生升学两种“朝圣之旅”来看台湾的情况。官员升职之路从日据时期已开始断裂。台湾和大陆属于不同的行政体 系，台湾本地人很少能在殖民地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在1921年《关于台湾总督府州理事官等特别任用案》制定后才有少数个例），即使能当官也不可能直接升迁 到大陆的国民政府。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政府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同样不存在升迁的关系。至于学生升学，日据时期还有一些台湾民众到大陆上大学，但 在殖民地教育下，更多的精英阶层是到日本上大学（李登辉就是一个例子）。而从1949年直到80年代台当局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之前的一段时间，台湾人 基本上不可能到大陆上学（关于台湾学生开始到大陆求学的时间，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比较可信的时间点是比台湾当局开放人民赴大陆探亲略早，当时有台湾 人经香港辗转进入大陆经商）。这些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反映了台湾和大陆两地民众缺少共同的经历和体验、缺乏同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感情，同时它们也促 使台湾民众产生了台湾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想象。因此，现在大多数台湾人都习惯性地把离开台湾称为“出国”。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国会全面改选”之前，在台湾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中还有来自大陆、于1949年前后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的代 表，这表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自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政治人物还有一个象征性的共同的“朝圣之旅”。在90年代初的“野百合学 运”中，老迈的大陆代表被称为“万年国代”、“老贼”。他们在随后的宪政改革浪潮中失去民意代表资格，被来自台湾本地的、由普选选出的代表所取代。这表示 台湾的“国民政府”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台湾人和大陆人共同的“朝圣之路”最终彻底断裂了。而通过“立法院”和“总统”的全面直选（分别于 1992年和1996年开始），一个完全局限在台湾内部的新的“朝圣之旅”形成了。这进一步强化了台湾民众对台湾是一个“国家”的想象。

“朝圣之旅”直到今天仍然是受到束缚的。台湾当局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台湾地区居民不得到大陆政府任职。即使没有这条法律，由于两岸政治 制度的显著差异，台湾和大陆的行政体系也不可能用官员的升迁之路连结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到大陆读大学本科或研究生，但是由于台 湾当局不承认大陆大学以上学历，台湾学生到大陆上学的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

不过，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有些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大陆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台商到大陆投资，他们直接参与了大陆的经济建设，大陆改革 开放的巨大成果中有他们的一份贡献。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会见后，国台办宣布把台湾学生在大 陆高校上学的学费降低到与大陆学生相同的标准，并开放台湾同胞参加医师、注册会计师等十余种执业资格考试。2006年4月国共“两岸经贸论坛”闭幕后，国 台办又宣布，经教育部同意，即日起正式认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学历。这些政策可以鼓励台湾学生到大陆上学，并方便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现 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竞选时承诺要承认大陆大学以上学历，也将使得更多台湾学生到大陆求学。种种因素使得台湾人与大陆人共同的“朝圣之旅”开始部分地恢 复。但是因为50多年甚至100多年来“朝圣之旅”一直是被束缚的，现在部分的恢复显然还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

这次四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连日来，台湾各界——从“行政院”到非政府组织再到普通民众——都积极投入到募捐、赈灾的 活动中去。台湾红十字会以及慈济、法鼓山等宗教团体更派出搜救队、医疗队直接前往四川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台湾人和大陆人共同投入到救灾工作中，留下一段难 忘的共同经历，这可以作为重建“朝圣之旅”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笔者认为，这次四川地震的救灾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也可能是我国政府对台政策的一个新的开端。我们为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为了争 取台湾民间对中华民族乃至中国的认同，除了要给台湾同胞更多的便利和优惠政策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台湾各界的力量广泛引入大陆各种事务中来，让台湾人民与 大陆人民一起参与国家的改革，参与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共同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这个原则，无论是在今后的地震灾区重建 工作中，还是在整个国家的其他各项事务中都是适用的。

多年来由于政治隔绝，两岸人民错过了很多创造共同经历和体验的机会。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一个中华民族处于重大变革中的时刻，就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机会，重建一条共同的“朝圣之旅”，用认同的力量把两岸人民牢固地联结在一个共同体中。

当然，台湾问题存在多个面向，即使排除情感认同的问题不谈，我们仍然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解决错综复杂的两岸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建 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认同，将给两岸之间其他问题的解决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帮助我们找到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道路，这将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福。

5月29日

针对网友的评论，我做一个说明。

有网友问，“朝圣之旅”是不是说台湾来朝拜大陆，是不是用这个词来拔高大陆的地位？

其实“朝圣之旅”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没写清楚，很抱歉，我再解释一下。

“朝圣之旅”这个概念是一个比喻，它不是说谁朝拜谁，也没有谁高谁低的意思， 而是强调一群人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比如一个伊朗的穆斯林和一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都去麦加朝圣，当他们互相见面的时候就会想：“我们为什么在一起？”他们会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我们都信仰伊斯兰教”。这样就产生了宗教共同体的认同。

世俗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一个河北的学生和一个湖南的学生都到北京大学上学，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们最理想的学校是同一所大学？”他们会得到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于是就产生了民族认同。

我不是用“朝圣”这个词来拔高自己，而是因为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用这个比喻来分析民族认同感的产生，当然也是因为朝圣这种行动和共同经历的相关性。可以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月30日

    2007年，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获得观众的广泛赞誉，许三多这个虚构人物甚至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英雄。这当然与电视剧的精心制作有关：流畅精炼的编 剧、简约粗犷的影像风格，都让它获得了吸引观众的魅力。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它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因此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认同 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士兵突击》代表了新一代主旋律影视剧的特征，它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缩影，是商业社会的寓言。它的创作经验值得分析。

　　从"奉献者"到"失败者"

　 　和其他士兵一样，许三多的军人生涯是从新兵训练开始的。新兵训练是从一个普通人到合格士兵的转变，但《士兵突击》对这一过程并没有太多的着墨。只是有一 次当许三多犯了错误以后被罚抄保密手册时，成才向许三多展示了日后的军营生活可能的两条道路：或者当一个前线战斗的真正军人，或者去喂猪；而喂猪则意味着 连枪都摸不着。显然，在成才和许三多的认知中，这两种道路的差别是重要的。这两种前景的差别第一次呈现了《士兵突击》和传统主旋律影视剧的分野。在传统的 主旋律作品中，喂猪的士兵和前线战斗人员都是革命战士，只是岗位不同、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经典的文本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中就学过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与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对话。成才口中两条道路的差别，为《士兵突击》奠定了基调，这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不再把爱国、忠诚、牺牲、奉献等等作为核心价值，而把 成功作为了核心价值，因为喂猪和摸枪的差别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差别。只有首先在新兵连获得成功，得到良好的成绩，才能成为一个可以摸到枪的真正的士兵。就这 样，通过成才的口，编导第一次给了成功与失败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定义。

　　《士兵突击》把成功作为核心价值引入了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中。成 功，是在商业社会流行的价值，也是只有在商业社会才有可能成为核心的价值。在商业社会里，个人作为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不再是集体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个人 价值的实现超越集体利益成为最高目标，因为商业社会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把个人的成功自动转化为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所以在商业社会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大 量励志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把对成功的信念和信仰放在很高的地位。

　　然而，许三多的成功来得并不是一帆风顺。新兵训练结束后，笨手笨脚的 许三多没有获得良好的成绩，不过他没有被派去喂猪，而被分配到了红三连五班，一个在草原上看守驻训场的班。五班的生活比传说中的喂猪好一些，在这里许三多 可以摸到枪，但不配发实弹。这个班驻守在草原上一个孤立的营地，他们没有具体的任务，因而也没有立功的机会，无论做了什么都很难为外人所知。营房里的电视 看不到图像，只能听到信号串频的广播声音。孤独、条件艰苦、生活无聊。在传统的主旋律作品中，这些甘于寂寞、坚守岗位的士兵会被塑造为伟大的牺牲者、奉献 者。然而，在这里他们被清楚地刻画成了失败者。班长老马是全连任职时间最长的班长，但领导想给他个立功受奖的机会都实在找不到理由。李梦爱好写作，计划写 一部两百万字的小说，但写了几年都没写完几百字的序言。其他人也都过着松懈懒散、完全不像军人的生活。

　　当许三多在广阔的草原上、开放 的空间中独自一人走正步时，导演不断向我们展示着寂寥、荒凉、落寞的景象。当许三多在去往团部买花籽的路上遇到坦克部队时，音乐突然变得高昂激越，仰拍的 镜头使得坦克显得特别高大雄伟。这场戏的最后一个镜头，甚至从坦克的侧上方向下俯拍，使得坦克与坐着老乡马车的许三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在坦克的映衬下许 三多显得十分渺小。导演用视听语言再次确认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什么才是成功，同时也为许三多从失败到成功的转变做了铺垫。

　　五班的 战士们之所以以失败者的方式生活，是因为意义的缺失。在以军功、训练成绩为追求目标的军营中，不能参加军事行动、不能参加比武，就不再有任何目标可以追 求。领导和外人都难得光临这个草原上的营房，因此他们的内务和纪律也很涣散。这清楚地显示了意义的缺失对一般人生活的影响。

　　但是许三多不会永远陷于失败中，他具有别人没有的一种素质：他天生可以容忍意义的缺失。

　　许三多的"意义"

　 　许三多的军人生涯有两个低谷，一个是他在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草原上的五班，另一个是钢七连解散后他被留下看守军营。在这两个阶段，导演都用许三多独 自一人的全景镜头表现他的孤独，突显失败的气氛。这两次低潮有一个共同点：都表现为意义的缺失。在五班，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既无事可做，做了也得不到 肯定，因此任何作为都显得没有意义。在看守军营的阶段，同样无法得到任何军功和成绩。

　　在这两个阶段，许三多都以超常的坚韧赢得了或者 等到了成功的到来。在五班，他每天坚持以高标准整理内务、练习军姿、走正步。后来，他甚至以一人之力在营房前修了一条路，尽管这条路没有多少人走。在看守 钢七连营房的时候，他每天坚持跑步、打扫卫生，保持了良好的体能，还获得了卫生先进集体的奖励。这些事从实用的角度看都没有意义，但颇具偶然性地为许三多 日后的成功准备了条件。对意义缺失的高容忍度，让别人总说他"脑子缺根筋"，但却是许三多度过低谷迎来成功的关键素质。

　　特种兵A大队 是步兵的巅峰，也是许三多军人生涯的巅峰。A大队的训练和考核方式，再次确认了许三多对意义缺失的高容忍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在A大队的入队考核阶段，教官 袁朗和齐桓故意装扮成完全不讲情理的魔鬼教头，想尽办法折磨这些候选队员，甚至践踏他们做人的尊严。这让我们想起了库布里克电影《全金属弹头》中的那个教 官。考核结束后，队长袁朗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希望他的队员在完全没有理想和希望的情况下也能生存。袁朗的解释强调了对意义缺失的高容忍度是重要的素质。而 许三多正是顺利通过这种考核的最佳人选。

　　其实，在剧中许三多经常提到"意义"这两个字。他说他的生活意义是"好好活着"，而"好好活 着"就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这是循环论证，本身没有显示出任何真正的意义。"好好活着"是许三多的父亲许百顺叮嘱他的。"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是许三多 精神上的父亲史今班长告诉他的。其实，许三多生活的意义很简单，就是他血缘上的父亲和精神上的父亲（除了班长史今，还有连长高诚、队长袁朗等），以及他们 指给他的道路。他只需要朝着简单的目标走下去，他没有能力也不需要反思这目标。对许三多来说，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目标，他对意义的期望和认知本来就是缺失 的。对一般人来说，当自身对意义的期望和认知与外界给予的承认不相符时，会产生精神上的不适，最终可能陷入颓废。许三多对于意义本来就没有期望和认知，所 以他对意义的缺失具有超出常人的容忍度，他可以完全不计得失。

　　有的观众认为，许三多这样的人物显得不真实，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么"傻" 的人。这些观众讲的可能就是许三多对于意义缺失的高容忍度。然而，仔细想想，我们总是比许三多"聪明"吗？我们生活在商业社会，在我们生命的某些时刻，一 定曾经为了生存或者额外的欲望、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而奔波忙碌，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反思我们所做的事究竟有什么价值。我们可能比许三多懂得更多的道 理，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却很难逃脱社会主流价值的塑造，我们的反思能力不见得总比许三多强。我们也是在做着我们被告知应该做的事，我们也生活在许三多的状 态。有的思想家认为这种状态是人的异化。笔者这里不想做价值判断，只是想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像许三多的一面。商业社会需要这样的人，需要他们不假思索地 为了主流价值、为了成功而奋斗。《士兵突击》给了许三多这样的人，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肯定。

　　成才这个人物是作为许三多的对照组出现 的。他与许三多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生活的意义虽然并不高尚，但是非常明确。他的目标就是立功、受奖、升职，他的一切行动以此为目的，决不做与此矛盾的 事，所以他对意义缺失的容忍度很低。他的行为非常契合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成才往往比许三多更容易成功。但是他这样的行为方式导致 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原子化，集体无法在统一的认同下、为了统一的理想而奋斗。所以在通俗文艺作品中，成才这样的人往往被否定。《士兵突击》遵循这 样的规律，让成才经历了很多曲折，只有当他在许三多的影响下补上了真诚、信任、团队合作这一课以后，才让他走上成功之路。在全剧的末尾，袁朗对成才说：" 你的路还很长，比许三多要长得多。"是的，成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一句对成才的肯定，把整个故事向现实的方向拉近了一步。

　　现实生活中，多数人既有像许三多的一面，也有像成才的一面。只是，我们像许三多的那一面更需要安慰和鼓励。《士兵突击》善解人意地给我们这样的温暖。

　　励志的乌托邦

　 　显然，《士兵突击》在军旅题材的表面下讲了一个励志的故事。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把一个励志的故事放在军营中讲述？仔细比较一下军营和我们所身 处的现代社会，就可以得到理由。军营是相对封闭的体系，它的物质条件、生活方式都与外面的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在更本质的层面是一致的。军营具 有相对单一的价值体系，每个人都在为了相同的东西--军功、训练成绩、更高的等级而奋斗。商业社会也有价值单一化的取向，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和地位。商业 社会里虽然没有以命令和服从为表征的权力位阶，但自有按财富和地位形成的权力结构。也许正是在类似的意义上，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近代军队的权力结构和组 织方式正是现代社会的雏形之一（《规训与惩罚》）。在军营的环境中，可以更单纯、更集中地展现对成功的追求，这确实是一个励志故事展开的理想背景。军营正 好可以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缩影。

　　有经历过军营生活的朋友对我说，《士兵突击》的故事过于温情脉脉，现实中的军营更加残酷，许三多 这样的人应该会被淘汰。但相反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观众恰恰是被这些温情深深地感动。的确，《士兵突击》的编导对战友间感情的呈现很下功夫，有些段落 甚至是用传统上刻画男女间爱情的方式来表达的，因此让这种感情显得格外浓烈。许三多在成长过程中受到领导和战友不厌其烦的指导和帮助，班长史今、班副伍六 一等甚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他走上成功之路。这种感情是现实生活中非常难得的，因此显得更加珍贵。每当出现展现战友感情的段落，配以久石让作曲的著名电 影配乐，很多观众都被感染得热泪盈眶。同时存在着两种感受--一方面质疑情感的真实性，一方面被情感打动，它们的冲突其实并不新鲜。回想我们在看好莱坞电 影时，仔细想过之后总是感到惊讶：为什么到处是温情和笑料，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乃至藏污纳垢都到哪里去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很容易被这些精心制作的电 影感动。这些流行文化作品制造了一个个商业社会的美丽幻境，让我们至少在看完电影的一星期内保持信心和希望。所以，"无论是谁只要努力都能成功"成了好莱 坞电影一次又一次重述的主题，也成了"美国梦"、"英国梦"等等身处商业社会的人们共同的梦想。当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这个主题自然也会出现在我们 的影视作品中。

　　励志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是三种人：一个终将由失败走向成功的主角，帮助主角成功的人，以及作为对比、因人格缺陷而不能成功的反面人物。但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好人，努力过了，但始终得不到成功。因为这是谁都不愿面对的真相。

　　显然现实更加残酷，但既然我们不得不身处商业社会之中，那么不妨让励志的作品帮助我们维持一个乌托邦，保护我们脆弱的信心和希望。


　 　《士兵突击》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但它的成功也许不仅仅是单一作品的成功，而有着更大的意义：它反映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它代表着主旋 律影视剧的新形态，它极可能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在我们市场经济蓬勃发育的背景下，一定会出现更多和时代精神相连接的影视作品，与这个时代的人们展开心 灵的对话。不知道《士兵突击》是不是第一部关于商业社会的寓言，但它一定不是最后一个。

    看完《投名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片子每一场戏都拍得很好，可是连起来情感说服力却不强？为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还是剧作有问题。

    简单地概括，《投名状》是一个关于兄弟之间情谊和背叛的故事，它着眼于男性之间超越性的爱以及现实诱惑导致的最终背叛。这类故事已经有一些现成且杰出的例子可作参照，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美国往事》。与那些成功的例子相比，可以看出《投名状》在剧作上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铺垫不够厚实。从导演意图来讲，这部影片最能打动观众且让观众心碎的，显然是男性之间超越性的爱。可是，在前半部分这种兄弟情谊的产生和积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表现，所以最后当背叛发生的时候，情感的爆发并没有如预期地形成。让我们看看别的影片，《美国往事》里面，Noodles和Max一起浪迹街头、一起玩妓女、一起被打得遍体鳞伤、一起混成黑帮老大，他们的情谊是这样形成的。《英雄本色》里面，小马哥和子豪在困境中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他们的情谊是这样形成的。《喋血双雄》里面，一个杀手和一个警察因为互相欣赏超越了身份的障碍而互相合作，他们的情谊是这样产生的。在《投名状》里面，大量的时间都留给了战争场面，三兄弟虽然出生入死共赴战场，但是始终缺乏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使得他们的关系无法超越一般同僚、战友之间的关系。老三午阳为了维护兄弟情谊做出爆发性的行动时，似乎只是为了那一个空洞的象征符号“投名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其次，逻辑的问题。苏州城内，太平军的首领是一个赤着脚在图书馆里面走来走去且充满性别中性气质的人。这样一个文艺青年气质的人能够当农民军的将领，是很可疑的。这个人为了保全城中士兵和百姓的生命，以自杀为代价把城让给了二虎。我看不出来他有自杀的必要。如果在他心中战争胜利为更高的价值，那么他就不应该让城。如果他认为保护生命为更高的价值，那么他就不应该以投降为耻，并且不太可能等到二虎去刺杀他时才让城。此处逻辑上的问题，影片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另一个问题是，庞清云手下的军队攻城之前还喊着“抢钱、抢粮、抢地盘”（据说原版是“抢钱、抢粮、抢娘儿们”），攻城之后突然就要把奸淫民女的士兵斩首，这种土匪作风到军纪严明的转变没有任何铺垫，让人觉得很突然，并且感到庞清云这个人物喜怒无常。

    第三，视点的问题。《投名状》从头到尾贯穿着午阳的画外音。按说午阳是故事的讲述者，整个故事应该大致以午阳的第一人称视点展开。可是故事中大量的场景是午阳不在场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点的杂陈，不足以让观众认同午阳这个人物，使得画外音成为多余。比较起来，《美国往事》就比较严格地保持了Noodles的第一人称视点，并且把Noodles的主观视点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遮蔽了兄弟情谊中的不和谐因素，使得最终的背叛更具爆发力（参见戴锦华：《<美国往事>：美国梦的正反面》）。假如《投名状》还能修改的话，我建议参考《美国往事》使用第一人称视点，这样叙事难度增加，更有挑战性，但也许效果更好。

    第四，认同的问题。前面说了，画外音不足以让观众认同午阳这个角色。遗憾的是，戏份最多的庞清云这个角色也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同。问题在于他的表现缺乏一个清晰的逻辑，一会儿坚持处决奸淫民女的士兵、号称不愿意让穷人受欺负，一会儿又强调“兵不厌诈”、以战争胜利为最高价值。他的思想缺乏统一性，也就无法让观众看清他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说一个人物能让观众获得认同，并不一定需要是个好人，但需要让观众感受到他的变化。如果他是个坏人，那么观众应该能看到他是怎样被迫作恶，心灵有怎样的挣扎，观众才能产生移情作用。从头坏到尾、没有变化，或者看不清变化的人物是不适合做主要人物的。

    最后，对白的问题。虽然《投名状》不像《英雄》、《夜宴》充满让观众笑场的对白，但还是有一些地方能看出使用了过度书面的语言或者过度现代化的语言。特别是要为守城“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很像政治宣传的语言，还是应该避免的。

    拆开来看每一场戏，雄浑的战争场面非常成功，纪实感的影像也别有一种效果，该壮观的壮观、该煽情的煽情，都很好。京剧舞台和战场的平行蒙太奇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如果再精心修改一下剧本，陈导可能拍出中国古装版的《美国往事》，可惜出了种种问题。不过，相比近年其他某些古装大片而言，这部影片还是显示出了可喜的进步的。

日期:[2007-09-11]  版次:[B11]   版名:[畅销书]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梅贻琦

　　■ 王宇

　　不管专业背景是理工还是人文社科，我们至少在中小学时都学过历史。然而历史教育留给我们的，往往是枯燥和了无生趣的记忆。除了没完没了的时间、人物、事件，除了锻炼记忆力，历史课似乎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收获。我们很少有机会主动地思考历史，思考它应该如何被看待、它蕴涵着什么意义、它对当代生活有什么启示。历史因为缺少了人文精神而变得贫乏干枯。抱怨应试教育的弊端已是老生常谈，情况看起来不可能很快改变。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人文通识讲演录·历史卷》（以下简称《历史卷》）这本书恰好可以帮助我们弥补历史学习的缺陷。

　　《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是一套讲演稿的结集，它发源于东南大学的校园学术讲演活动“人文大讲座”。讲座的主讲人都是在人文学术方面声名卓著的学者，但因为听讲的人大多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所以讲座内容并不艰深，而是力求具体生动、深入浅出。这正好符合了讲座的主旨：并不着眼于讲授知识，而重在传播人文精神。《历史卷》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不过它把人文精神蕴含在了历史学科的一些具体问题之中。

　　历史研究什么？这是历史课首先应该告诉我们但却一直缺失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历史只有一些名字和大事年表。在课堂之外，受一些古装影视作品的影响，历史似乎又变成了宫廷斗争和英雄故事的代名词。在《历史卷》的第一篇文章《我为何写〈万古江河〉》中，中国社会史的权威专家许倬云教授说，他关注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还有商业、社会、交通等问题；不仅是皇帝的家事和国事，还有老百姓的生活。其他文章也体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多样性。陈美林教授的《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是关于政治制度史的讲座。刘梦溪研究员的《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葛兆光教授的《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都关乎中国思想史。葛剑雄教授的《移民与中国》则与历史地理有关。另外还有考古、军事史、文化史等丰富的内容。《历史卷》通过这些关涉历史学众多分支学科的讲座告诉我们，历史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仅是英雄和伟人的历史，也是社会经济的历史、思想观念的历史、文化交流的历史、制度演变的历史。

　　历史怎样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历史学是否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庞朴研究员的《古墓新知》和李学勤教授的《最新考古发现和中国古代文明》介绍了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刘梦溪研究员在《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中，总结了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吴小如教授在《纵横文化五千年》中更是直接讨论了坚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重要性。很多人说，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叙事，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甚至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确实，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难以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通过坚持规范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古发现、文献、档案等材料的实证分析，保证了历史学科相对的客观性。

　　应该怎样看待历史？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与人文精神最为相关的一个问题。健康的史观远比对历史事实的熟悉更为重要。所以，在《历史卷》的第一篇文章里，许倬云教授明确表示反对用英雄史观歌颂战争。与许教授相呼应，葛剑雄教授在《移民与中国》中、冯天瑜教授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的形成》中、王尧教授在《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中，从各个角度讲述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文明之间的相互交融对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在今天不同文化之间充满巴别塔式的误解和对立、“文明的冲突”俨然成为世界最严重的矛盾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可贵。

　　这些问题既是历史学本身的问题，也是有关人文精神的重大问题。这些声名卓著的大学者们，正是带领着听讲的学生穿透历史，看到背后的学术观念和人文精神。

　　《历史卷》在体例上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在每篇演讲稿前面没有注明演讲的时间。有些文章涉及到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读者没办法参照讲座时间了解相关研究的进展。但瑕不掩瑜，这本书仍然是为广大大学生和其他读者补上历史教育的人文这一课而准备的一本优秀教材。

本文发表在2007年9月11日《新快报》B11版。

 http://www.ycwb.com/xkb/2007-09/11/content_1613316.htm 

　　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何翻开了一本早就买回来可是一直没看的书，是丹尼尔·贝尔的《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翻开以后就发现了它的不寻常之处：封面上是这么专业化的书名，里面却是用对话体写的，还有舞台提示，像个剧本。想想这本书还是在万圣的半价书区买的，已经忘了当时到底是对社群主义感兴趣还是它的对话体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读起来，没想到一口气读到夜里两点多，今天又迫不及待地接着读完。我从来没读到过，甚至没有想象过，有这么好看的哲学书。

　　对话体的哲学书以前也读过，都是上哲学课的参考书。第一本当然是最著名的《理想国》。当时觉得虽然没多少深奥的概念，但苏格拉底的逻辑总是有点绕，有时候像诡辩，因此看的时候总还得好好想想。后来上后现代主义的课，按照老师的推荐买了本《后现代性导论》，那本书不仅是对话体，而且还俨然是个科幻剧，不过翻译似乎很成问题，很多地方很难理解。而《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呢，虽然有一些专业术语，但是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道理的阐述也是由浅入深，非常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由于书里谈到的现实问题都是当代人很熟悉的政治问题，比如美国的医疗改革、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公投、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态度、女权主义运动、安乐死问题等等，所以读起来简直像是听故事。所以在对话体的哲学书中，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这样读起来顺畅、过瘾的。

　　书的正文部分的场景是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菲利普和他的大学同学安在这里偶遇，他们谈起了安关于社群主义的博士论文。菲利普代表自由主义，安代表社群主义，两人展开了辩论。书里不仅借着他们俩的辩论讨论两种主义的争论，而且还塑造了两个各有性格的人物形象。菲利普和安都是加拿大人，菲利普是来自英语区的犹太人，安则是来自魁北克的法语区，他们是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同。菲利普正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不仅是自由主义者，而且看起来还是个有嬉皮士风格的人，他衣着不够庄重，举止不够高雅，但很有幽默感，不时地跟安开个玩笑，甚至把话题引到两性关系，对安有点调戏、勾引的意思。有个地方，安还暗示曾听说菲利普在麦吉尔大学时曾有比较放纵的两性关系。安是个天主教徒，说话一丝不苟非常严肃，辩论风格咄咄逼人。按照我的性格，我当然更喜欢菲利普。看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辩论，想象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回到书的内容。我第一次读关于社群主义的专著，不过对于社群主义的本体论部分很容易接受。作者（通过安的口）提出，每个人都是社会性的，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都受到社群传统的影响，因此不存在自由主义理论来自于康德哲学的那种纯粹“理性的自决”，或者说在“初始立场”基础上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类似的论点，我在接触后现代主义时已经比较熟悉，因此接受起来并不困难。作者还引用海德格尔的认识论指出，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依循在社群中形成的习惯不假思索地行事的，只有在这样的行动不能应付她的处境时才会通过认真思考选择下一步的行动。而这种选择，依据的价值观也是社群所赋予的。这种本体论我在总体上都可以接受。不过，正如作者在书里多次提到的，本体论和道德立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基于这样的本体论我也可以说：既然人的行为必然受社群影响，那完全可以实行自由主义的政策，社群自然可以发挥其有益的影响。社群主义的本体论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社群对个体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社群主义的道德立场不是由社群主义的本体论直接推出的，而是基于一个判断：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得社群普遍面临解体，已经给社会带来很多弊病，所以必须采取措施扭转社群解体的趋势。这个判断是否符合事实我无从判断，不过从印象来讲确实看到一些社会弊病与此有关，所以我也接受。不过，社群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社群的共识取代普适的自由价值，这种建议让我产生了两点很深的忧虑。

　　第一点是它可能带来的相对主义。因为社群主义的方案用社群共识取代个体自决权，所以自由主义所保证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再是绝对的，而要视乎社群的共识来决定。不同的社群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传统和价值观，相应的政治制度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准则。我不想举书中已经反复辩论过的纳粹德国的例子，我想举另一个例子：伊朗的政府按照他们的宗教传统所制定的法律规定，同性恋者应该被处以绞刑、砍头或石刑。这种做法是我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作者丹尼尔·贝尔的主张（他关于同性恋的主张后面再讨论）。如果我是自由主义者，那么我就可以根据普适的自由价值对伊朗的政府和法律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我是社群主义者，问题就复杂了。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非伊朗人），那么按照贝尔的说法，我对伊朗的批评是受到尊重的（一个社群外的人没有义务赞同那个社群的规范），但多半是无效的，因为我没有尊重伊朗这个社群的传统。如果我是伊朗人，那么我就只能依照伊朗社群流行的价值信念或直觉来批评这件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引用伊朗社群内部的共识，那么无论我是不是伊朗人都无法提出一种有效的批评。问题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伊朗国内对这个法律没有多少反对意见，那就可以认为这条法律代表伊朗的社群共识。那么，我对这件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不是就应该保持冷漠而不能提出任何批评呢？是不是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就该受到保护，伊朗的同性恋者就该被处死呢？这就带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相对主义。

　　当然，按照贝尔解释纳粹德国的情况的模式，可以说伊朗人民的共识并不是支持这条法律，只是他们在政府的压力下不敢表达意见。但是，在附录二中贝尔回答审稿人金姆利卡的问题时指出，社群的共识是指社群成员通过公开发言表达出来的共识。如果人们不敢表达，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共识呢？贝尔在书中还提出另外一个论点，说社群成员一时的普遍信仰或行为不一定真正符合他们的传统，需要专家对他们的深层共识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正如审稿人金姆利卡在附录一中指出的，这个“深层共识”的概念太模糊了，在伊朗的例子中，谁有资格对他们的深层共识做出解释？谁能保证做出的解释可以说服多数的社群成员？同时，假如在每一种传统中都能成功地引用深层共识对处死同性恋者的法律做出批评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说反对处死同性恋者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如果上述批评不是总能成功，那么还是不能解决相对主义的问题。贝尔还提出了一种“过渡模式”，对社群中冲突的几种共识做出选择：如果能从X立场走到Y立场（证明是一种理解的增长），反之则不然，那么Y立场就是进步的。我没有仔细思考这种模型是不是真能对两种道德观做出选择，但我觉得对于保守的宗教哲学家来说，构造一种宗教理论解释为什么处死同性恋比较符合传统，应该是不难的。

　　刘小枫在《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一文中也对泰勒提出类似的批评，他举的是伊朗政府追杀《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的例子，认为泰勒的社群主义会导致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自从读到胡塞尔批评心理主义的一个论断（大意是说一切相对主义都面临一个悖论，即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这一点本身为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之后，我对任何可能导致相对主义的理论都保持着一定的怀疑。我对后现代主义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怀疑。

　　第二点忧虑在于它可能带来对社群中的少数派的压迫。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等问题上，总会有一些人跟多数人的共识不一致。这些人是不是应该总是在传统的名义下受到强制呢？虽然社群主义的论战对手主要是自由主义，但我并不想捍卫自由主义，因此我想尝试用一种后现代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可能采用的激烈方式对社群主义提出批评：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捍卫传统，但请问那是谁的传统？在火车站乞讨的流浪汉不会关心你们的传统，被你们关到精神病院的病人不会关心你们的传统，一切被你们排斥到边缘、受着你们压迫的人都不会关心你们的传统。你们捍卫的是主流社会、精英分子、资产阶级的传统，人民大众只不过被你们控制的媒体、学校、医院规训和洗脑而已。（但愿我模仿得比较像。）

　　刘小枫在前述文章中也对泰勒批评说：如果托克维尔看到这到这种理论，不说这是多数人的专政才怪呢。

　　贝尔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以回应自由主义者对社群主义不具建设性的批评。这些政策包括青年人强制性的公众服务、拉长离婚手续的办理时间、禁止卖血、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这些政策建议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谈到强制性的公众服务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一政策并不现实，因为公众服务变成强制性的，会使它的道德意义丧失，而变成一种负担。我想到了我们国家过去每年一度的学雷锋运动。有一个顺口溜说得好：“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但是，如果把强制服务的时间缩短一些（贝尔建议的时间是两年），并且在教育过程中实施（比如作为选修课）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行的。贝尔主张，在有强制兵役制的国家里，应该用公众服务取代兵役，理由是冷战已经过去，国家已不需要强制征兵，且重视等级、纪律和服从的军事服役只对国家政权有利，而公众服务更有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责任感和道德健康性。这个论点深得我心。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大、中、小学普遍进行的军训，如果能用公众服务代替军训，或者学生可以在军训和公众服务中任选一样，那将是非常理想的教育方式。

　　讲到禁止卖血时，作者认为无偿献血可以在互不相识的人之间建立血肉相连的感情纽带。我对这个观点也很赞同，因为我自己积极参与献血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我的表达方式是：可以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但是在尾注中，作者认为这个道理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医理论认为血液是身体的精华，所以中国人一般不会参加无偿献血。作者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还举例说政府偶尔也鼓励公民无偿献血，但需要给出物质刺激，比如北京大学给无偿献血的学生发放免费牛肉等票证，因为据说牛肉可以补血。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的这种“传统”已经开始改变了，虽然北大仍然在发放物质刺激（我在北大时得到的是存有1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饭卡），但参加献血的学生人数增加了，有很多也不在乎这些物质刺激。

　　作者谈到他赞成同性婚姻，这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跟我印象中社群主义者比较保守的形象（他们总是强调捍卫传统）并不一致。贝尔不仅赞成同性婚姻，而且支持同性恋者形成她们自己的社群，并批评自由主义者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只停留在消极的容忍。我赞成贝尔的这一主张，但是觉得他的理由并不可靠。他认为赞成同性婚姻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因为同性婚姻的目的是享受爱和互相照顾，这跟异性婚姻是一致的，所以赞成异性婚姻的人就应该赞成同性婚姻。附录一中，金姆利卡质疑说，社群中对同性婚姻存在歧异的看法，远未形成共识，赞成异性婚姻的人可能是为了生育，或者是遵照《圣经》。贝尔回答说，这些理由都不如爱和互相照顾来得重要，他还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表示连神学家都不认为婚姻只是因为上帝的指示，并且认为种种反对同性婚姻的观点已经过时。但2004年美国大选所表现出的情况并不支持贝尔的说法。在那次大选中，很多保守派宗教人士都以《圣经》的名义反对同性婚姻，因此共和党的候选人布什主张通过修宪禁止同性婚姻。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也不敢支持同性婚姻，他只能先让步说“I believe marriage is between a women and a man”，然后才能表明反对修宪的立场。这也反映了把握社群的共识可能往往是困难的，在左翼知识分子（比如贝尔）中是一个共识，在普通民众中又是另一个共识。

　　令我惊奇的是，这本书里还提到中国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可能因为成书的时间距1989年还不久），而这一段在中文版中居然保留下来了。感谢审查官的疏忽使我们能看到一本完整的书。书中的菲利普提出，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所主张的民主和自由是来自美国（社群外）的价值观，而非来自中国传统。安则争辩说，其实中国从1919年5月4日起学生就有通过游行示威抗议的传统。不过问题又来了：在1919年的时候，学生和学者们引进的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也不是来自中国传统的观念。可能这时又不得不使用“过渡模式”理论了。作者在尾注中还建议，当时广场上的学生应该把她们树立的自由女神像的脸部改成东方人的面孔。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不过，这应该更多的还是一个策略性的举措，因为不管自由女神的面孔如何，她所代表的仍然是一个来自社群外的观念。

　　这本书里面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不再赘述了。读完之后，我回到现实世界中，觉得眼前的一切似乎有了一点陌生感，好像我刚从一个遥远的观念世界旅行回来。忽然想到，在手里事情很多的时候，我花这么长时间来看书，是一种放纵激情而缺乏节制的行为，按照柏拉图的标准算不上一个好公民。我知道错了。不过，拒绝一本这么好看的书的诱惑，实在是不太容易。

《马英九一审无罪》一文的几点瑕疵

      这封信我在上周五就发到了《南方周末》天下版编辑的信箱 globenewnews@yahoo.com ，一周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现在公布到网上好了。

尊敬的《南方周末》天下版编辑：

    您好。

    今天看到贵报本周天下版（A3）由记者郭力所撰写的新闻分析《马英九一审无罪，谁松口气？谁叹口气？》，我觉得分析很有道理，但是文中在事实方面有几点瑕疵，显示记者对马英九特别费案、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的细节可能没有搞清楚，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首先是“松口气的马英九？”部分第七段 有一句话：“在一审的过程中，对于用私人消费的票据报销‘公务特别费’这一事实，就连马英九自己也没有否认。”事实上，台湾行政首长的特别费都分为两半： 其中一半是需要用发票等单据报销的，严格限定只能用于公务支出；另一半只需用领据申领即可，领出后不需要再用发票报销，也不再追查用途，完全由首长自己决 定款项如何使用，所以法官认定这部分特别费是“实质补贴”的性质。在马英九特别费案中，马英九被起诉是因为他把领据申领的那一半特别费汇入了私人账户，没 有用作公务开支，而不是因为用私人消费票据报销另外一半的特别费。所以在一审过程中应该不存在“对于用私人消费的票据报销‘公务特别费’这一事实，就连马 英九自己也没有否认”的情况。
   
      当然，在马英九的需要单据报销的那一部分特别费清查过程中，确实查到有用私人消费的发票报销的情况，但那是余文案所牵涉的情形，与马英九案无关。马英九 办公室的下属余文在帮助马市长处理需单据报销的那一半特别费时，为了便宜行事，用私人消费的大额发票代替了公务支出的小额发票，而这一情况马英九并不知 情。余文已经因“伪造文书罪”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因为这一情况与马英九无关，资金也没有流向马英九的私人消费，而确实是用于公务支出，所以在二审中这件 事也不会对马英九构成威胁。可能贵报的记者把马英九案与余文案的案情及起诉理由混淆了。
   
       然后，在“陈水扁叹气还是松口气”部分第三段有这样三句话：“不过，审理马英九‘特别费案’的三名法官，刚好也是审理陈水扁‘公务机要费案’的主审法官。 他们判决马英九案的思路，也有可能顺延至陈水扁案。要解套，大家都解套。”确实，在台湾很多不明白具体案情的群众也把马英九特别费案和吴淑珍的国务机要费 案看成是一回事，这几天倾向绿营的报纸和电视政论节目也以此理由要求法官判吴淑珍无罪。但是仔细研究两案的起诉书就会发现，两个案子案情并不一样，起诉理 由也不一样，完全不能等同处理。上面说了，行政首长特别费分为两部分，国务机要费也一样。但问题是马英九被起诉是因为领据申领的那部分特别费，而吴淑珍被 起诉恰恰是因为另一半的国务机要费，即需要用单据报销的那部分国务机要费。而在陈瑞仁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检察官对于领据申领的那部分国务机 要费（即“机密费”）并没有下太大的功夫去清查。马英九案法官的判决书也指出了这一点：
   
       “公诉人在本院另案被告吴淑珍等所涉贪渎案件，就领据领取国务机要费中机密费部分之资金流向，亦未逐一详加探究。
         
       “另征以本院另案95年瞩重诉字第4号被告吴淑珍等所涉贪污案件，亦系由同一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黑金查缉中心负责侦办，其中之该案所涉国务机要费机密费部 分，起诉书以“惟查总统府长久以来并未为总统编列一般行政机关首长所得运用之‘特别费’（卷附之总统府预算书参照），所以惯例上均将国务机要费视同‘特别 费’处理，部分于月初即以领据领出，部分则须检具发票等单据始能申领等情，业据前总统李登辉先生证述属实。故‘机密费’部分仅以‘领据’而未检具单据领 取，纵有违相关之审计法规，亦难认有刑法上违法性之认识，自不得仅因具领时未检附单据，即遽认有不法所有之意图。……（此处为无关内容，故删节。）此外， 此部分并无发票等书面资料可供查核单据之真伪，另经核对第一家庭成员之银行帐户往来明细，亦未发现每月请领机密费时有相对应数额存入之情形，故此部分亦查 无具体事证足资证明有人犯罪，并此叙明。”（以上引自该案起诉书）。显见同属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黑中心特侦组之检察官，对领据领取部分之特别费或国务机 要费之机密费部分之实际流向，亦知悉应谨守不予详究追查支用情形之原则，而从宽采信被告等辩称因公支出之流向及对象。否则以现金领取特别费或国务机要费之 机密费，即可因家庭成员之银行帐户往来明细，未发现每月请领费用时有相对应数额存入，可免受详究，事理岂非倒置；纵使以现金方式领取，未于每月领得后帐户 旋有相应款项入内，亦可详查各该相关人士有无非属正常收入之金钱入帐。故足以观出检察官于实务处理上系遵循领据领用之特别费，授与首长使用，内部预算监督 之会计、审计依例尊重，司法亦不欲介入干涉之原则。”
   
      可见，国务机要费案的“机密费”（领据申领）部分并未详查，吴淑珍是因“非机密费”（发票报销）部分的贪污嫌疑而被起诉。马英九案的法官只认定特别费的 领据申领部分属于实质补贴，而发票报销部分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款。两案案情有着本质差别，法官并不能直接地把马英九案的审判思路顺延到国务机要费案上。 如果法官对两案做出一样的心证，那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不知道贵报记者是没搞清楚特别费案与国务机要费案的差别，还是因为叙述上不够周延而有误导读者的 危险。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在“松口气的马英九？”部分第十段写道：“就马英九案一审宣判，曾经参加国民党内‘08总统候选人’初选并败给马英九的王金平对 台湾媒体说……”。事实上，王金平确实是马英九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但王金平并没有参加党内初选，而是放弃了初选资格。王金平考虑到自己跟马英九初选不可能 获胜，因此发表声明称党内初选安排不够公平，然后就没有领表登记为党内初选的候选人。马英九成为党内唯一候选人而直接获得国民党的提名。这里不知道是记者 没有关注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内的形势发展，还是再次因为表达的不慎而产生疏漏。
   
      总之，这篇文章在一些细节方面有些失误。特别是关于特别费案和国务机要费案的事实没有写清楚，可能会误导读者。不过，因为具体案情比较繁琐，即使在台湾 本地，有特定政治倾向的媒体都在有意或无意地混淆这些事实那么我们大陆的媒体对有关问题处理不够周密也就不奇怪。我因为大学本科时是北大台湾研究会的成 员，一直关注台湾的政治形势，详细阅读过国务机要费案和马英九特别费案检察官的起诉书，也浏览了马英九案法官的判决书，所以对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特意向贵 报指出这篇文章的几处瑕疵。希望以后记者对所报道的事实详加研究，避免细节上的疏漏。


卡列宁的微笑
2007-8-17

原文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816/xw/tx1/200708160007.asp

    我对变形金刚没什么特别的感情，不过为了陪哥儿们，还是赶时髦去看了。总的感觉不错，值得推荐。特技效果好像已经受到一致称赞，这里不说了。典型好莱坞大 片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剪辑方式成功制造出紧张效果，也不说了。这里主要从编剧方面说说在我眼中《变形金刚》的经验与教训。所谓经验，简单地说其实就是遵守 了好莱坞编剧的一般规律；所谓教训，也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实现一般规律的要求。

　 　首先的一条经验就是再现了一个好莱坞电影反复表现的母题：小人物偶然中变成大英雄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影片的主角必须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他的理想应该是十 分平凡的，比如有一辆自己的车，再找个漂亮的女朋友，并且可能这样平凡的理想对他来说都充满困难。但是他偶然中被牵扯到一个大事件中，比如只是因为他爷爷 的眼镜，他就被卷入了两伙变形金刚的争夺，主角突然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他的生活被迫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还有特种兵队长、年轻的通讯专家，本来都是小人物。 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电影是表现动作，动作就是变化，如果没有变化观众是不爱看的。小人物变成大英雄的故事就是展现主角在强大压力之下由平凡人到英雄的 变化，对观众自己不能实现的愿望提供了替代性的满足，因此总能引起观众的认同。这条经验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变化、认同（或称移情作用），这是两个原则。

　 　这两个原则我们中国的大片编剧们是不懂的。比如《黄金甲》的编剧不仅没有从小人物的角度讲故事，而且把《雷雨》中一个家庭发生的故事搬到皇宫，把家庭冲 突改成政治斗争，必然失去很多观众的认同。《夜宴》的编剧，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好人，且从头到尾一样坏，完全没有变化，观众根本不明白自己看了什么。

　　第二条经验是节奏错落有致，有紧有松，松的地方是用幽默的段落和爱情戏填充的。虽然这部片子的爱情戏并不出色，男女主角的感情发展不是那么可信，不过这种节奏的控制绝对是必要的，不然观众很容易疲倦走神。

　 　第三条经验是开头简单利落，毫不拖沓。有个原则是激励事件必须尽快引入，除非背景的交待十分必要。这部片子中，变形金刚正邪双方对抗的背景是观众都熟悉 的，所以不必要做太多的背景交待。仅仅在一点必要的情感铺垫（特种兵队长和家人通话）之后就开始了霸天虎对美军基地的攻击，宏大的破坏性场面瞬间打破了各 种条件的平衡，为主角的出场提供了对抗力量。

　　这些经验没什么特别的，成功的商业片都这样。下面主要讲讲在我眼中《变形金刚》不足的方面。

　 　首先，主角的设定不够明确。前面说了，主角必须是最有移情作用、最能获得观众认同的一个角色。在这部影片中，通过前面一系列的渲染，显然高中生Sam这 个角色最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因此他应该是主角。但问题是还有另一个原则，主角必须是主动的，不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可在前面大半部分，主动进行战争对 抗邪恶的是汽车人们而不是Sam。这样前半部分观众对sam的认同不能自然地转变成对英雄的钦佩，也就不能获得类似“我也能变成英雄”这样的满足感。这是 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编剧可能也经历了两难的抉择。本来在动画片中汽车人们是绝对的主角，但在电影有限的时间中这些机器人不太容易获得观众的情感认 同，至少没办法安排感情戏，所以索性安排了一个人类中的高中生成为主角。但这样汽车人们的地位怎样安排？显然编剧和导演犹豫不决了。

　　 其次，主角的转变太突然。最后的部分特种兵队长Lennox对Sam说的一句话“You are a soldier now”其实是关键性的，对这部影片观众看的就是“How a high school student becomes a soldier”。可正如上面所说，在前面大半部分影片中 Sam是被动的，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结尾处他在没有经过多少锻炼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一个英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样是不可信的。也很难解释为什么 Lennox如此信任Sam而把如此关键性的任务（护送cubic）交给他。

　　以上两个问题可能都跟一处情节的处理草率有关，就是汽车人们跟人类的误解解决得太容易了。因此Sam本来有表现能力的机会而没有表现，导致他保持被动状态直到结尾处。同时汽车人们失去大黄蜂的悲剧性气氛没有保持多久也丧失了。

　 　第三，对抗性力量不够强。看过这部影片的很多观众都抱怨说，怎么威震天那么容易就被击败了。确实，高潮处问题的解决是容易了一些，主角没有表现智慧和意 志力的机会。只有主角不断地遭受挫折，期望和结果的落差不断形成巨大的鸿沟，观众对主角的最后的成功才能感到信服。对抗性力量不强就容易形成说教的效果。 观众的问题“坏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死了”，只有一个答案：“因为编剧终究会让好人战胜坏人的。”这样就使得整个片子变成一场说教。

　　最后，还有一处逻辑问题我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人类和汽车人们决定把cubic带到城市里去？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小时候看惯《变形金刚》动画片的观众来说可能有点不满，因为除了人物关系，电影和动画片的情节没有太大关系。我小时候没看过多少《变形金刚》动画 片，所以也没这种感受。从另一方面讲，编剧和导演能编出一个新的故事来，也是体现了不小的勇气。总的来说，《变形金刚》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业片。

       按：这是我给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苑星空BBS（http://kyxk.net/）三周年站庆文集写的序言。参照去年的序言，写成了这种比较煽情的风格。：）

　　我一直无法解释两件事：一是无法向父母一辈的人解释，为什么我每天都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用来上网；二是无法向还没上大学的弟弟妹妹们解释，为什么我上网的时间有一半以上泡在BBS里面。

　　我对BBS的依恋有点像对情人。每天忙完我该干的事，空闲时间首先想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我经常上的BBS版面看看，看有什么新文章，看我熟悉的网友有没有新的发言。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真的像在热恋。

　　我和BBS之间有一段难解的情，这段情从4年前的偶遇开始。那时，正上大二的我在SARS的阴影中减少了课程，呆在寝室里，惶恐不安而又无所事事。隔 离使得人与人的距离更加遥远，每一颗心都更加孤独。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室友在电脑前专注地面对着满屏的文字，有时按一下键盘，又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我凑过 去，他说在读BBS上一篇有趣的文章，我就这样被引进了BBS的世界。

　　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通过BBS比别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在喧嚣中却得到内心的一点安定。看得多了，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感兴趣的东西，渐渐从默默 无声的"潜水员"变成了积极发言的"小水车"。有时我们关心国家大事，辩论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死亡和暂住证的关系；有时我们交流兴趣爱好，从卡通、电影到 《红楼梦》；有时仅仅是朋友之间的打招呼和聊天，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久而久之，我发现BBS不仅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更成为朋友、导师，默默影 响着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

　　4年后的今天，我读到一本小说《如焉》，写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开始上网以后宛如发现一个新世界，经历了心灵的振颤和思想的蜕变。我感同身受，因为这简直就是写我当年的故事；不同的是我在年轻时就有幸遇到了网络革命，不需要再等几十年。

　　也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对科学哲学课的老师所说的话深以为然："技术的发展重新塑造了现实，上网的人和不上网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4年过去了，BBS上的网友换了几茬，整个网络的生态也改变很多，但我们这些老网虫仍然坚守着这片虚拟家园。我最初上的那个BBS早已关闭，我因又一 次偶遇认识了科苑星空，在这里延续我和BBS那段难解的情。我从普通网友变成资深网友又当上了版主，我跟各个时期通过BBS认识的朋友保持着联系，我继续 因BBS而丰富着自己的视野和自己的生活，也甘愿为它贡献自己的时间。很多事情都变了，那份感情一点都没变。

　　科苑星空不算一个大站，但它是个温馨的地方。记得刚来时我经常上的那个版，白天时大家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到了晚上自动变成朋友之间随意的灌水聊天。 就像一群年轻人的聚会，大家把生活中的快乐和烦恼都拿出来分享，忘了我们其实隔着千山万水，忘了白天我们也有过各种分歧。匆忙而冷漠的现代社会里，还有哪 一片天地能找到如此的温暖？

　　时间过得很快，科苑星空也迎来了自己3岁的生日，而我的学生生涯行将结束，今后的日子里不知道是否还能与BBS再续前缘。但不管怎样，在我的青春里曾 经有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朋友，我的生活曾经因为它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不论何时，我身上都还留着它的烙印，我都会记得这段难解的情。